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26当前，在百年变局动荡变革的大环境下，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比以往更为错综复杂。特别是进入以智能化“全程”信息生产、沉浸式“全息”内容呈现、“全员”智能参与、多平台多终端协同“全效”管理为显著标识的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出关联性与多元性交叠、难控性与偶发性共存等显著特征，并逐渐演变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国际舆论格局的重要风险变量。因此，从这一维度来看，准确把握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征、现实表现和治理策略，是新形势下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220和防范重大风险挑战与维护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

一、准确识变：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征

针对全媒体时代，习近平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354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带来的网络意识形态主客体离散、传播空间与时间向度扭转、传播效能变化等新特征增强了应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难度，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冲突的隐蔽性、复杂性与对抗性陡增。

（一）多重手段“软性渗透”：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隐蔽性不断增加

马克思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179万物互联的全媒体时代不断重塑网络意识形态的生产权、分配权、传播权和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软性渗透”普遍表现为利用传播手段植入价值观念和在传播过程形塑政治认知两种方式。

第一，西方敌对势力借助全媒体时代带来的意识形态数字化传播便利，利用网络文化渗透、网络宗教传播等手段跨越国界疆域在全球网络空间进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渗透。在全息媒体精心打造的隐蔽叙事和沉浸式传播场景下，这一植入在起始时普遍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用户往往身处险境而不察。部分别有用心之人依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利用多元视听手段在网络上制造与渗透反华舆论，并借助社会热点突发公共事件在网络舆论场进行炒作，暗中对攻讦我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行为推波助澜，企图不费一兵一卒抢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制脑权”，形成网上网下密切协同，舆论和暴力共同发作的危险局面。

第二，西方错误社会思潮在全程媒体参与的网络传播环境下形塑广大用户的价值认知与政治倾向，其渗透过程更具欺骗性、诱导性与煽动性，用户往往深受其害而不觉。这些裹挟着“普世价值论”“网络自由论”“价值虚无主义”思潮的网络信息在用户自发形成的网络圈群中不断增强其自身的“模糊认知”，迎合其虚假信息需求，将暗地里的“政治谣言”伪装成表面上的“民主政治”，并借由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直播等乱象极速放大扩散。此时，虚假信息的串联逐渐演变为社会意见串联，社会公众的情绪表达被诱导与分化。各类带有断章取义、挑拨煽惑意味的意识形态表达迅速充斥于虚实融合的网络舆论场中，形成自发的舆论风波，从而直接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管控的难度。

（二）多领域风险源“耦合转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复杂性显著提升

在“万众皆媒”的全媒体时代下，海量互联网信息实现了“时时”“人人”“物物”之间的无缝链接。相应地，“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5]130。网络意识形态动荡源与风险点明显增多，各类风险与威胁的联动效应明显，复杂性显著提升。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极易与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等缠绕叠加，在全媒体的催化下发生连锁反应，最终耦合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综合体，威胁国家安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或被政治风险催化，二者勾连策动，并借助全息媒体包装、全员媒体扩散的手段从政治制度开始蛊惑舆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意识形态冲击，搞乱网络政治生态平衡；或与网络安全风险融合，在全程媒体的关注下，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又或与社会风险联动交互，在全息媒体助推下将网络热点事件炒作酿成社会群体事件，趁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在风险耦合与衍生的过程中，各类风险极易演化升级，其后果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甚至为党和国家事业带来颠覆性灾难。

第二，全媒体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节点往往与其他网络节点协同转化，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极易被扭曲利用，单一政治事件存在演化成为群体性公共事件的重大风险。在全程媒体追踪与全员媒体参与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单向传播节点被编织成结构紧凑、节点密布的复杂网状传播网络。作为传播节点与移动重点的个体日趋复杂与智能，并与其他网络节点联动转化，加速了网络舆情事件的“链式传播”。网络热搜和网络敏感事件在各个节点参与转化的过程中更易被激烈热议和持续炒作，用户的个体行为被无限放大与扩散，形成舆论漩涡效应，解构了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性，这就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带来极大阻碍。

（三）内外部风险点“交叠共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对抗性持续增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26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大变局下的内外部风险极易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流动、汇聚与交叠，这就增强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对抗性。全媒体时代，国际环境中西方网络发达国家谋求技术霸权，国内社会多元价值观撕裂与网络空间的信息异化交叠共振，加剧了风险的危害程度，继而引发网络舆论的涟漪效应。具体而言，从外部风险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基础设施的先进性、技术先发与垄断优势全程追踪掌握网络媒体资源，架构起“以己为主”的网络技术霸权模式。他们或利用脸书、推特、YouTube等海外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对涉华议题进行强势监控与诱导；或通过控制搜索引擎与新闻聚合推送引擎，依据算法推荐技术大量攫取网络信息访问权，并借助全员媒体以意识形态为纲大搞“双重标准”，遮蔽与删除涉华正面内容，最大程度推送反华信息，打造网络空间涉华言论的“信息茧房”，从而强化对华认知偏见，瓦解民众政治认同。从内部风险来看，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深刻变革，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在“人人皆有麦克风”的全员媒体环境下，广大用户也拥有了主流媒体所独有的议程设置权与议题主导权，加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网络信息异化”现象愈演愈烈，公众更易陷入资本打造的“信息牢笼”中，从而失去独立思考与正确判断。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空间被蓄意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讨论。这些流动性风险、技术风险与冲突性风险在网络舆论场中极易叠变影响，最终汇聚成随处涌动的信息暗流。加之互联网的聚众效应加快了非理性网络意见气候的形成，网络舆情事件的风险点增多加密，网络舆情管控面临极大挑战。

二、敏锐察变：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现实表现

传统媒体时代下，主流媒体充当着媒介“把关人”的角色，媒体往往只是提供简单的资讯服务，网民在传统渠道被动接受零散化、碎片化信息的同时难以获得分众化、个性化的阅读体验，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生产渠道与内容呈现形式单一，呈现深度与广度也不够，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与感召力相对不足。进入全媒体时代，新闻流程、媒介形态、生产主体与传播效果不断优化，“原本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所掌握的传统媒介资源在影响力与控制力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式微态势”[6]，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生产风险、内容风险、传播风险与管理风险，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面临被分解与削弱的现实境遇。

（一）全程媒体加剧信息茧房效应，加大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生产风险

全程媒体带来的即时共享、个性化与智能化信息生产方式引发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习惯的重大变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削弱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第一，全程媒体加剧了“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变革，传播中心的消解使得用户极易沉浸在智能媒体全程制造的“信息回音室”中，助推“过滤气泡”现象的滋生，“信息茧房”效应显现。在全程媒体的助推下，网络媒介传播黏性不断提升，广大用户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诱导下极易沉浸在封闭的“信息回音室”中，用户在一个个“过滤气泡”中接收相对固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在不断重复选择性信息中被动强化固有观点与喜好，网络意识形态的信息生产也在不断迎合用户的过程中逐渐被窄化、片面化。同时，在全程媒体精心炮制的“热点议程”和“舒适圈层”中，个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意识被不断强化。网络暴力、网络道德失序等现象集中显现，“算法歧视”“信息偏食”“信息孤岛”等问题浮出水面。第二，全程媒体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原有习惯，所有用户均可以通过多类型智能终端设备参与信息生产。大量传播节点的动态参与加剧了群体观点的极化，为舆情极化现象的出现埋下隐患。全程媒体环境下，一张基于情感认同构建的数字化传播网络悄然形成。身处其中的用户主动参与的过程极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他们通过窃取用户的情感生产与表达轨迹，精准生产与投喂带有错误意识形态观点的内容。“针对具体对象的情感营销往往可以引发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形成更为激进的情感态度”[7]，不同立场的网络用户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对抗加剧。此时，意见相左群体在网络空间极易形成“板块分割”，群体误会与分歧不断加深，加剧不同网民群体分化、对立与分裂的可能，并极易聚合成为瓦解公共政治认同的风险点，直接破坏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基础，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二）全息媒体助推网络谣言扩散，扩大网络意识形态内容风险

全息媒体突破传统信息呈现形式，综合运用VR/AR/XR、360全景等智能技术与数字化设备实现信息内容的“场景化”感官刺激，在无形中成为网络谣言生成、传播与扩散的“放大器”，严重侵蚀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第一，全息媒体强化网络谣言的可信度，助推网络政治谣言的快速生成与传播。在全息媒体打造的沉浸式茧房内，由人工智能虚拟生成的网络政治谣言身披“科学”的外衣，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图文并茂的内容、感性智能的叙事手段、紧贴公众日常生活的文本表达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批量化”“系列化”未经把关审核的内容被随意引用、转发与滥用，极大强化了网络谣言内容对公众的视觉冲击与心灵冲击。特别是部分打着“还原历史真相”“历史反思”幌子的网络政治谣言在网络社交平台大肆煽动着民众情绪，扰乱政治生态，严重威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全息媒体又加剧网络虚假信息的碎片化传播趋势，为凝聚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共识增加难度。在“流量为王”的网络社会中，以多维动态成像技术与数字孪生技术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助推资本制造信息霸权，控制网络舆论话语权。大量极具争议性、泛娱乐化的虚假消息在网络空间收割注意力资源，个别片面偏激的政治话语在网络空间迅速集聚流量，兼具严肃、理性与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悬置，侧面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信息传递到达性、阅读率和转发率快速降低。

第三，全息媒体还加速网络谣言裂变式地演变发酵，极易叠加造成网络舆情失控风险。习近平指出：“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8]83全息媒体助推网络意识形态内容传播由“内容”营销向“情绪”营销转变。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爆发时，大量营销号无视法律道德底线，利用大众焦虑编造网络谣言，蓄意制造网络焦虑情绪，这就为网络谣言的快速扩散插上翅膀，极易叠加造成社会治理危机。

（三）全员媒体催生网络圈群加速形成，增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风险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39全员媒体的发展使得用户由单纯受众转变为可以自主参与网络信息生产、分发、互动和反馈的“新型数字劳动力”，加速形成以信息交互和价值聚合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圈群，诱发了圈群外部共识性信息过滤、衰减和屏蔽效应，削弱了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第一，全员媒体加速具有同一价值偏好的用户自发聚合成网络圈群，制造内外部话语交流壁垒，阻隔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其中。此时，更多志趣相投的用户掌握了信息接收权与媒体选择权，并在互联网场域深度聚合成“网络圈群”。网络圈群的排他性与私密性决定了其必须以特定的话语表达设置准入门槛、从而吸引“族类”和拒斥“异类”。同简单、吸睛与令人致瘾的“大众愚乐”信息相比，兼具严肃深刻与抽象宏大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难以破“圈”与入“圈”，消费主义、网络泛娱乐主义等更易在“圈”中激荡和发酵，这就极大影响了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抢占话语阵地。

第二，全员媒体激发圈层化意识形态传播，极易导致信息观点共振、偏激与极化，弱化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11，在理论说服群众的过程中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借助传播手段来“掌握群众”。全员媒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即时性强、信息量大、互动性强、裂变速度快等显著特征，各类社会热点议题更易在同质化圈层中传播与讨论。部分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通过悄然融入的方式在各大网络圈群中衍生出新的传播权力。由于圈层内的用户通常将社交信任作为判断信息真假的基础，因此，他们一边深陷“偏信盲从”的信任漩涡中，另一边又长期沉浸于信息不对称的茧房之中，进而导致其不自觉地加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感，增加极端意见输出的可能性，不同圈群间的价值分化矛盾也会日益突出，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失语”风险。

（四）全效媒体加剧管理矛盾，增加网络意识形态管理风险

全效媒体实现了传播载体的形态更迭和信息传播效能的最大化、最优化，这就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水平与管理内容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与法律监管机制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暴露，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被冲击与离散的现实风险。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仍有短板。“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8]37全媒体时代既需要内容拓展与技术的优化融合，也需要熟悉复杂舆论场景，掌握智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和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复合型治理人才。现有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人员自身的网络政治素养、智能信息素养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在主流舆论引导、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回应、突发事件舆情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和素养还不强。同时，对直播平台、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中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和挖掘力度还不够，对其进行网络议题设置能力的培养程度仍有待提高。这就极易为境外反动势力趁机抹黑中国提供滋生土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被稀释与弱化的风险。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法治体系相对滞后。全媒体时代，网络负面舆情爆发速度快，相关舆情信息极易在自媒体平台爆发并呈井喷式增长、波浪式扩散。针对这一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基础设施、服务运营、数据安全、内容审核与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传统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难以迅速应对全媒体时代复杂性高、随机性强的网络意识形态新问题。因此，网络安全意识、网络信息传输、网络环境净化等多维度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特别是对于长期弥散在互联网空间中具有煽动性、教唆性的错误观点言论、违法信息的拦截速度与处理速度仍有待提高，针对违规数据采集、网络谣言传播等侵权损害事件的责任追究力度还不够，这也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控带来极大压力。

三、科学应变：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策略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0]547面对全媒体时代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我们既要有“防”的先手，也要有“治”的高招，应从增强价值引领、实现智能技术治网、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制度保障等手段出发，坚持“立破并举”“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软硬兼施”，全面打赢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战。

（一）以“增强价值引领”为遵循，主动冲破全媒体时代“信息茧房”

在信息超载、信息过滤需求日益增长的全媒体时代下，既要坚持以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精准引导广大用户的价值需求，营造网络空间良好价值生态，也要及时干预与主动批驳网络舆论空间的错误社会思潮，主动戳破“价值气泡”与“偏见茧房”，在“立破并举”中真正防范和规避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生产风险。第一，坚持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将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全程媒体深度融合、精准生产和智能投送到用户手中。“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3]357因此，及时追踪用户在网络空间的点赞、转发与评论等行为，开展网络文本的算法推荐与智能识别，精准投喂与实时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是正面破除“信息茧房”的关键一步。具体而言，就是要借助流量加持、定点推送等手段，通过全程媒体第一时间正面宣传与打造网络意识形态“热搜”议题，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性内容的网络推送比例，扩大与提升优秀网络文化作品传播的辐射范围与精准度，不断强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内核的“正能量”在网络舆论空间的价值引领。第二，充分发挥全程媒体传播优势，敢于和及时向错误思潮与错误言论亮剑，积极捍卫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权威。“如果价值观层面出问题，最终会颠覆利益层面的制度认同。”[11]通过增强忧患意识与前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精准识别与扩大对负面网络信息的排查范围，破除“信息回音室”带来的情景困境。既要利用全程媒体实时追踪优势，及时同西方错误思潮展开旗帜鲜明的思想交锋，全面打破广大用户间信息交流与价值融通的“隔离墙”；也要严防敌对势力借助流量与热搜优势对不同网络用户进行价值分化与信息区隔，严肃打击借社会热搜事件、热点议题进行网络舆论炒作的行为，准确揭穿其背后反马克思主义、危害国家安全的险恶政治图谋。

（二）以提升“智能技术治网水平”为主线，精准狙击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

“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8]13技术要素是全媒体时代防范和化解网络意识形态内容风险的重要引擎，即要在全息媒体制造的智能交互场景下，依托于对智能化监控平台与传播技术的研发创新，科学洞悉网络舆情的演变趋势与发展态势，精准监测网络意识形态内容风险，在“疏堵结合”中精准狙击与果断封堵网络谣言的传播蔓延。第一，要依托于智能化监控平台对全息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动态进行有效的监督与预警，在源头处掐灭网络谣言滋生的“小火苗”。通过积极构建常规监测与重点监控相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舆情监测平台，扩大监控辐射范围，设置监控节点，动态计算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阈值”，控制风险的蔓延速度和辐射范围。特别是要加强对抖音、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介平台进行即时动态监控的力度，筑牢全角度、全链条与全方位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第二，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精准分析与智能研判网络谣言生成演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阻断网络谣言传播途径。依靠智能识别与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智能推演与智能抓取海量数据，对比判别网络舆论发展态势。通过精准定位网络谣言生成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转折点，厘清网络谣言的生成规律、演变规律和扩散规律，及时切断网络谣言的聚合路径与扩散通道，系统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科学化水平。第三，要加大对超清化、移动化与智能化新一代技术体系的研发创新，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网络谣言治理平台。通过高度关注“5G+4K/8K+AI”等新技术的发展动态，积极推动5G新媒体平台建设、4K/8K超高清生产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从终端技术、内容生态到传播渠道、生产平台的网络智能辟谣平台升级转型，帮助用户立体化、沉浸式分析与辨别网络谣言的来源与破绽，全面提升网络辟谣内容的叠加感与准确性，重塑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生态。

（三）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抓手，全面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破壁出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44全媒体时代，通过构建分类分层的立体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系统提升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圈”能力，使得不同圈群成员自觉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导与情感教化，全面化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风险。第一，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在全面把握全媒体自身发展规律与媒体融合规律的基础上，要加强统筹设计与顶层规划，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移动传播平台，积极探索媒体融合的发展之路，搭建具有政治高度、理论高度与人文温度的智能化全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第二，大力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积极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提高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圈群穿透力。通过将数字生活与数字媒体紧密结合，促进主流媒介与新兴媒介优势互补，增强媒体融合服务和信息枢纽中心功能，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智慧广电融媒体”，并借助全息媒体针对不同圈层受众打造智能化、差异化的“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全方位地为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正面发声”。第三，注重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设计，以内容的深刻性与共鸣性促进网络圈群用户“出圈”。要将严肃理性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全息媒体转化为兼具权威性、活泼性与生活化的现实内容，加之以高度沉浸与虚实融合的场景化呈现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从根本上阻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渗透与发挥作用的渠道。第四，充分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推动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生活化转向。全媒体时代，既要关注时代语境与社会热点问题，将网络热搜内容、流行表达等新型话语表达方式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系统，严防错误思想“入圈”，也要积极推动“网络短剧”“网络漫画”“网络组图”等创新性网络文化形态“出场”，以话语表达形式的创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深层次的“破圈”。

（四）以强化“制度建设”为保障，推动全媒体传播效能“稳步提升”

全媒体时代，坚实的制度保障是制约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成功与否的关键。概言之，既要从加强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研判与评估机制等“软治理”处着眼，也要从健全网络意识形态依法监管制度，压紧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硬监管”处入手，通过建立一整套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动态防控机制，系统提升全媒体传播效能。就“软治理”而言，一是要建立起一整套网络人才培养、激励与储备机制，大力培养 “全能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人才。通过充分吸纳精通网络舆论管控、智能语言分析、互联网传播等领域的专家技术人员，明确考核与晋升渠道，积极打造一批具有高政治素养、强网络媒介素养、懂媒介融合规律的创新型全媒体管理人才团队，推动网络安全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二是要完善常态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评估与滚动研判机制。“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是做好网络安全工作的基础。”[8]99通过建立一整套动态划分风险等级与危害程度、客观衡量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事件传播热度与敏感因子的风险评估机制，系统提高网络决策风险的评估效能。就“硬治理”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法治规范制度体系。通过强化对于关键风险领域的活动审核、信息备案与内容把关机制建设，加快完善隐私保护、数据采集与挖掘、公共安全等网络立法制度体系，以法律刚性和制度理性来弥合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发展的不可控走向，“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8]45。二是要压紧压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不断完善和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问责机制的主要内容，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明确各级党委与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与领导责任，压紧压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链条，及时巡查并反馈问题，视情节轻重追究责任，从而全面提升防范与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与水平。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6] 徐曼，刘博.全媒体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境遇与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2019，（9）.

[7] 闫国华，韩硕.“过滤气泡”现象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21，（4）.

[8]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侯惠勤.论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J].阅江学刊，2022，（5）.

                                                          （来源：思政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