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1]，但如何“讲”才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便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师是否掌握了教学语言艺术的问题。自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大教学论》，第一次把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奠定了近代教育体系的基础，教学与艺术的内在联系也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碰撞之下逐步呈现出来。正如他在该书开篇所言：“教学论（didactic）是指教学的艺术。”[2]1这里didactic一词，原义即为道德说教，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但是，伴随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话语体系的研究和探索，部分教师虽体会到了改进教学语言可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但也逐步认识到了其有限性，甚至出现了一种“退回去”的倾向，即讲授内容的学理性越强，便越不看重语言艺术。究其根源，固然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些教师不知道如何运用教学语言艺术以明理笃信。怎样才能掌握教学语言艺术，虽是一个仁者见仁、常论常新的实践性论题，但在不断更迭的表象之下，近400年的近代教育演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根本而稳定的原则。本文拟从“讲道理”的内在逻辑入手，探析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艺术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意蕴。
一、何以称为“艺术”：教学语言艺术的内涵
教学语言艺术，是指教师基于明确的教学目标，借助语言这一媒介，采用多样而恰当的方式进行课堂讲授所达到的高超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教学为“体”，语言为“用”；而教学语言能否被称为艺术，则需考虑“体”“用”之间的结合度与转化率。由此可见，教学语言艺术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它并不像声乐、话剧或是相声等门类，可以外化为某种显性的作品形式，能让品鉴者据此观览与品评；它往往表现为一种让人或愉悦、或深思、或好奇的课堂氛围，像雾中之花，虽客观存在，但能见度低。而这一隐秘性，也反过来推高了让教学语言成为艺术的难度，因为这种艺术不能孤立存在，它渗透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隐蔽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之间，似乎神秘莫测，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如何才能称之为艺术呢？恐怕难从外在形式上来判定，而欲探其本质和内涵，仍须回到“体”“用”之间的结合度与转化率。
首先，艺术需要反映一定的内容，缺乏内容的表达是空洞的，所以教学语言艺术，应以内容“穷理”为前提。正如表演艺术家在镜头前能否迅速进入角色，很大程度上依赖他是否深度理解了剧本，是否做足了案头工作；教师在课堂里能否令教学语言达到艺术的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课程内容的把握。而在一线教学中，部分思政课课堂之所以机械、呆板、照本宣科，难有艺术显现，或是因为没能下功夫做好“科学把握内容”这个前提工作。因为思政课需要根据统编教材来展开教学，所以教师要把教材体系转化到教学体系，再借助语言表达将其提升至艺术，必须经过一个对课程内容逐层递进的研究过程：第一层是能整体把握教材中知识点的方方面面，第二层是能把握逻辑结构中的关键核心，第三层是能把书本上的理论概念与前沿研究联系起来。当教师能够贯通地理解整个教材的内在理路，便能够不看讲稿，在课堂上密切注视学生的反应，进而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节奏，赋予语言能够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提升其艺术性。其次，艺术需要产生一定的效果，缺乏审美的享受是乏味的，所以教学语言艺术，须以学生“乐学”为核心。那么，什么是“乐学”呢？或许有教师将其理解为是用幽默的语言、激昂的语调来提升学生的抬头率和微笑率；但从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来看，这还只是“乐学”的初始阶段，远未达成教育的目的。有学者曾深刻指出：“即时性的现象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人们思想意识的统一，最多只是控制与管理活动有效性的表现，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表现，简单地对教育内容的认同，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真正表现，因为这种简单的认同，往往与对词句的生硬记忆与复述、与教条主义的复制是同义语，只达到了这种教育效果的受教育者往往不能对新面临的思想意识作出判断与区分，其结果，便可能是对科学的思想观念的拒斥，也可能是对错误的思想观念的盲从。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的有效性，最根本的体现在于受教育者理论思维力的形成和提高。”[3]而要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就需要引导、锻炼、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让他们主动地把课堂上所讲的理论迁移至现实中作应用，这一过程往往离不开教师使用鲜活的、深刻的语言以讲述新奇的、典型的案例，通过不断激发学生们的好奇心和内驱力，转化为学生“愿学、会学、乐学”的行动力。最后，艺术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是教师改造世界、创造生活的体现，所以教学语言艺术，还要以教师“创新”为根基。教学语言是教学的规律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然是艺术，必不能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应是具有个性特点。一方面，这种“个性”是被教学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环境“逼”出来的，因为即便是讲同一门课，不同的学校类型、不同的时代环境，都会要求教师在讲授时能因人（学生）、因材（教材）、因地、因时制宜，教学语言也必然随之变化；另一方面，这种“个性”也是教师扬长避短、突出优势而作出的主动选择。即便都采用启发式教学，但100个人便会有100种具体的“启发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方法”。说到底，一位教师的课堂是其为人做事的一个缩影，这是“课如其人、人如其课”的辩证统一。由此而言，达到艺术境界的课堂讲授与没有达到艺术境界的课堂讲授，一个重要的区别便在于前者是创造性的，而后者是非创造性的。从这一角度来讲，要提升教学语言的艺术性，就需要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个性化的空间，鼓励并肯定在正确教学思想指导下的探索和创新。事实上，教师与学生都是思政课教学语言艺术的受益者。学生可在精心设计的审美体验中明理解惑启智润心，教师也能在这一创造性活动的带动下，潜心教学研究，磨炼教学技能，逐步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正所谓“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4]6，通过这一个性化空间激发教师“愿教、会教、乐教”的内在动力，不仅可以提升教学语言的艺术性，还能推动思政课的整体性创新。
二、何以成为“艺术”：教学语言艺术的特征
教学语言艺术虽追求一种高妙的境界，但并非不可知、不可控，只能寄托于教师的天赋异禀或灵光乍现；相反，教学有其本身的规律，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大教学论”不仅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而且是“一种教起来准有把握，因而准有结果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起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就是说，它不会使教员感到烦恼，或使学生感到厌恶，它能使教员和学生全都得到最大的快乐；此外，它又是一种教得彻底、不肤浅、不铺张，却能使人获得真实的知识、高尚的行谊和最深刻的虔信的艺术”[2]1。具体到思政课教学的一线实践中，不难发现，成为艺术的教学语言多具备以下3个特征。
第一，具有逻辑性。每一堂课都有既定的主题，教师走上讲台便是要集中力量讲清主题。教学语言艺术既以“穷理”为前提，那么教师就需要通过提前备课或反复练习，不断提升语言的逻辑性。一方面，语言应成为串起珍珠的那根线，不能冷落主题、“云游四方”，而应紧扣中心、“落叶归根”。笔者曾见，有的教师在讲授五四运动时加入了很多新颖有趣的小故事，使得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但当笔者在走出教室时随机询问学生“刚刚这堂课老师在讲什么”，多数学生却只能复述小故事，而丢了大主题。另一方面，语言还应成为推理小说的故事线，不能条理不清、思维跳跃，而应前后呼应、步步为营。又如有的教师在叙述解放战争时期的中、苏、国、共四方博弈时，本意是想体现其复杂性，但因为问题设计得太过松散，一会儿提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一会儿解释美苏在欧洲的博弈，一会儿又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微妙态度……各种信息看似相关、实则凌乱，让人听后只知“复杂博弈”却不知博弈背后的道理。应该说，这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备课的时候没有厘清语言的逻辑性，而降低了艺术性。第二，具有启发性。人常言：“话有三说，巧说为妙。”一堂思政课是否经过了悉心的备课、巧妙的设计，往往体现于语言之中，尤其是思政课的讲授要“引人入胜”，才能达成让学生“乐学”的目的。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思政课的“巧说”并不简单指向语言本身之“巧”，而是指能“巧妙地”连接学生、连接思考，让语言成为“再往深处想一步”的导航仪。为此，我们尤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华而不实、虚假繁荣。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的课堂中。例如，我们会看到有的思政课课堂非常热闹，弹幕接二连三、议论响成一片，但师生之间的互动却是表面互动。因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是要通过有理有据的阐发才能讲清楚的，那些能用“是/否”即刻回应的问题往往是简单问题，并不触发深层思考，也很难带动深度学习，这便出现了课堂中的“虚假繁荣”。二是故弄玄虚、只破不立。不少思政课教师都喜欢在开头用精彩的语言制造一些悬念，并由此引出本讲主题；但教师自此一路讲授下去，对开头的设疑置之不理，课上完了问题还“悬”在那里，最后让学生带着一堆问号走了出去，这其实是教学中的“故弄玄虚”。所以教学语言是否具有启发性既不能以热闹程度为标识，也不能以语言句式为依据。即便课堂是静悄悄的，教师用的也是陈述句，但因为内容逻辑环环相扣，学生的思维一直跟着教师的讲授紧张地活动着，做到了“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这样的教学语言艺术也同样值得鼓励。第三，具有创造性。这一点尤其需要思政课教师不断与时俱进，做到视野广、思维新。一方面，在理念上，思政课教师应主动思考传统讲授方式与当代学生需求不相适应的多重原因，通过学习高等教育的前沿理论使“教育的现代化”惠及“思政课的现代化”，积极尝试符合课程特点的各类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思政课教师还应在分析总结他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例如，同样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一位教师性格奔放、话语激昂，教学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他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学生自始至终都会为他那充满激情的讲授所吸引；而另一位教师则音调平和、语言冷静，但讲课时细致严密的逻辑推理令人叹服，也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可见，教学语言的创新方向一是要符合课程的时代化发展，二是能体现教师的教学风格，尽管并无定法，但能否使其各个要素和谐自洽，则反映了这位教师的教学语言是否具有艺术性。
三、何以彰显“艺术”：教学语言艺术的价值意蕴
教学语言艺术之所以难以掌握，是因为其隐秘性；但它之所以隽永高妙，也是因为其隐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语言艺术虽然具象地表达为“语言”，但要彰显其“艺术”之美，往往取决于“言外之意”；而那些“言外”之意，正体现了教学语言艺术的价值意蕴。
课堂之中，教师能够“明言”的往往是知识体系；但课堂之美，却多呈现为那些教师没有“明言”、无法“明言”的思维涤新与价值形塑。正如《文心雕龙·隐秀》所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5]632事实上，好文章如此，好的教学亦是如此。所谓“秀”，是指课堂上那些字字珠玑、妙语连篇的精彩片段，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而所谓“隐”，则是指课程本身蕴含的深刻思想和丰富内涵，尽管并不显而易见，但所产生的“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才最是耐人寻味，影响深远。换言之，一堂好课应该既有深刻的内涵，也要在语言表现上有独特的个性，但二者之中，“隐”为本，是“秀”之根。如果教学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很独特，但是缺乏深刻的内涵和思想，那么它就只是形式上的花哨；反之，如果只是教学内容本身具有深刻内涵，但语言表现非常平淡，那么也会缺乏吸引人的力量，难以讲深讲透讲活道理。因此，好课需要既有“秀”，又有“隐”，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学生信服并赞赏。教育，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而思政课又重在以价值观教育为根基，使人超越生物学层面的自然形态，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4]163这表明，动物总是受制于“过去的”既有自然形态，而人的发展却是面向“未来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过程中，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排斥被“强制”。因此，思政课应尽量避免“强制”实施，这便需要教师不断提升教学语言的艺术性，通过语言使受教育者自主认同并自觉执行其中的深刻道理。党的二十大已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6]21、33面对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新时代的思政课须主动应变。这一变化，或许表现为教学语言中会出现更多“篇中独拔”之“秀”，但在实质上，我们还需追求“文外重旨”之“隐”。说到底，要彰显思政课的教学语言艺术，离不开心怀“国之大者”，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意境优美而立意高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2] [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3]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三题[J].思想·理论·教育，2002，(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刘勰.文心雕龙注（下册）[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