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促进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深刻变革，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融合。”[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突显了科技在教育、社会、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拓展、延伸和模拟人类智慧方面的快速发展，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智能思政教育)顺势出场，智能思政教育不仅仅是简单“嫁接”于人工智能技术，而是在科学运用物联网、算法推荐、大数据的过程中，集中凸显智能技术在思政育人活动中的创新活力。近年来，智能思政教育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趋势：一是精准化思政教育日益突出。在智能化的场域中，大数据、云计算能够精准捕捉育人客体的浏览偏好、阅读习惯，借助算法从庞杂的信息中分析、筛选、抓取育人客体的个性化教育需求，预判育人客体的思想行为，明晰智能思政教育的目标靶向，精准供给定制化的育人内容。二是拓宽思政教育的空间维度。全息化育人过程借助智能技术打造特定的、立体的育人场景，使育人客体能够感受“具身”体验，符号化、渗透化、可视化的技术使育人方式更加丰富和灵活，极大地拓宽了教育空间。三是智能思政教育衍生了伦理问题，需要正视并破解智能技术赋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因此，研究如何将智能技术运用于思政教育，已经成为拓展思政教育视野和空间的必然趋势，需要立足学理层面深入探究智能思政教育的出场范式、风险挑战及有效对策，全方位、多层次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范式
习近平指出：“中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在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中国教育，推动中国教育的深刻变革。”[3]在算法、深度学习、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的融合驱动下，思政教育出现了“理念、方式、实践”层面的深刻变革。立足思政教育自身来看，思政教育的智能化趋向是其自身创新发展的要求，不仅铸牢了育人的技术根基，又拓展了创新发展的新思维，助推智能思政教育顺势出场。
(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思政教育“应智”思变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型生产力，促进世界各国实现了由“互联”到“智联”的飞跃，“人工智能将记录的精细度和颗粒度提高到崭新的高度，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数据版图”[4]。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政教育，使得育人载体和育人环境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思政教育。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推进教育信息化变革。”[5]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思政教育范式加速向智能化转变。思政教育具有人本与政治双重属性。其中人本属性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因为数字技术的出场助推了人们盲目崇拜工具理性，使得“以人为本”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教育的人本属性得以持续发扬，改变过去的人和机器的“具身”关系，实现对人机关系的超越。思政教育坚定不移追求人的生命价值，深度探寻思政教育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进而科学破解数字网络背景下人文精神缺失、自我价值消解等难题。同时，传统思政教育范式往往侧重解读和宣讲理论文本，以指令式、规范的、抽象的育人话语，形成了“独白式”的育人形态。而智能思政教育依托传播渠道信息化、主客体交互化、育人过程立体化、教育资源数字化的技术方式，构建了“点对点”“对话式”“全域式”的育人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人机、人际、机机”[6]交互的形式，实现了“主体、方式、环境”层面的全面变革，在信息传播、分析预判、数据收集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思政教育适应技术发展“应智”思变。
(二)思政教育自主发展需要“依智”转型
智能时代，思政教育的发展存在实效性不足、吸引力不强、亲和力不够的问题。思政教育是“依智”加以改革创新，还是僵化坚守传统方式，是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破解思政教育在学科发展和科学化发展方面存在的难题，“依智”转型是思政教育不断完善改进的必然选择。“依智”转型能够借助虚拟身份、数字环境、深度学习等助力思政教育思维方式、教育结构的深刻转变，使思政教育诸如育人主体、育人客体、育人内容等方面出现新的联动，运行机理与内在逻辑层面也得以创新。在智能环境中，思政教育的育人场所不再仅仅局限于课堂、校园，理论体系也打破了课程、学科的限定，智能思政教育能够借助全息投影生动再现历史事件、现实生活等数字场景，使育人客体身临其境，在生动的场景中激发学习热情，增强政治修养、道德涵养以及思想素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以信息技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时代感。”[7]因此，思政教育应“依智”创新发展，运用人工智能思维，实现思政教育的转型发展。
(三)思政教育各要素“顺智”延展
学者卡特斯指出：“个体和集体的存在、发展都受到新技术的‘塑造’。”[8]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思政教育环体、介体、客体、主体等诸要素的深刻“塑造”,使各要素得以极大地延展。具体来讲，一是在实践中思政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趋于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建构的诸多虚实融合的场景，导致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了复合叠加的问题，使得主客体边界愈加模糊，主客体关系趋于复杂。二是思政教育介体的智能性更加凸显。介体是育人主体对客体发挥作用的桥梁，囊括了主体为了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使用的信息内容、育人手段和育人方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着眼于网络、实践、课堂等多渠道延伸了介体的发展，目前已经出现的专家系统、育人机器人、智慧课堂、智慧社团等智慧产品，打造了“主体+技术+客体”[9]的新型育人结构，全面整合了诸多现实与虚拟的育人介体，形成了“人人为师”“自由创造”“共建共享”的育人新样态。三是育人环体得以极大延伸。环体包括在育人中的“大环境”和“小情境”。“大环境”是国家社会层面上智能技术依托精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数据化的优势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为思政教育营造智能、开放、自由的外部育人环境；“小情境”是教育层面上人工智能技术依靠“混合现实、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创设仿真性空间、全息化场域、沉浸式虚境等立体式、多维度的空间，完全打破时空局限，使育人环体得以无限延展。
二、智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风险挑战
尽管当前智能思政教育的发展前景持续向好，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育人实践中存在的风险与挑战，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应对，才能推动智能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技术依附导致育人主体思维固化
从本质上来看，思政教育是一种培育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育人活动本该是人与人的行为影响、意志激发、信念传导、情感共鸣、信息传递的过程，育人主体与客体在思想交流、教学相长中实现共同发展。当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教育结合之后，算法会导致育人主体形成对技术的依附心理，长久的技术依附将造成育人主体思维固化。“一旦人类将技术视为某种中心的物质，人类就只能任其操控了。”[10]实际上，当我们习惯于用技术来改造世界时，技术已经无形中制约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使人类的思维逐渐走向固化。对于人依附于技术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指出：“这个时代，所有事物都有反面，技术的发展就是以道德的堕落换来的。人类控制自然越紧，人类就越是成为自己卑劣行径的奴隶，即使是科学的洁白光亮也只是黑暗环境中的一点亮光。”[11]马克思经过批判分析之后强调：“技术在某些时候成为了统治、敌对、异己的力量。”[12]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越是迅速发展，越是会精细化地影响育人主体的育人决策，越是以精准的算法影响育人客体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反过来产生一种僵化、固化的效应。根据数据而制定的育人计划会忽略育人过程中育人客体、育人环境的可变性和突发性，极易造成育人过程思维的刻板僵化。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育人活动僵化和呆板，则压抑育人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育人场景因缺乏活力而凝滞，育人过程因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契合、情感交流与思想碰撞，弱化了思政教育的效果。
(二)技术伦理问题消解主体性
在思政教育科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思政教育也存在技术伦理风险。一是数据信息安全问题。数据信息是智能思政教育的核心，数据信息识别、数据搜集技术的飞速发展，虽为思政教育中诸如育人内容的采集、育人主客体的互动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一旦出现软件、数据信息采集器、数据信息存储器等智能系统的数据泄露，育人主体和育人客体的数据信息将会全部暴露。二是技术优势导致的数字差异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使思政教育不同育人主体获得的育人信息呈现巨大的差距。占据技术优势的一方会顺势占据育人话语主导权，处于技术劣势的一方则难以掌握育人话语权。三是“信息茧房”问题。算法根据个体偏好精准推送信息，“个体只关注自己喜欢的信息，就会把自己困于‘茧房’之中”[13],过度依赖技术极大地降低了育人客体的自主能力，导致个体信息差异性逐渐拉大。思政教育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缩小差异、凝聚共识，而“信息茧房”却淡化了人际关系。算法依照个人偏好推送个体感兴趣的信息，阻隔了无关信息的传播，使个体被偏好信息所包围，消解了个体的主体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精进，其以更强的优势算法作用于育人实践，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主体性消解问题，进一步解构了育人主体的职责。育人主客体一旦依赖“技术附魅”[14],将自己的学习、晋升、选择以及规划统统交给智能技术，就会丧失自我思考和学习能力，背离人机协同而逐渐异化为“数据人”,消解育人主客体的主体意识。
(三)智能技术黑箱局限导致价值偏离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政教育，技术自身的局限必然形成技术黑箱，这极易导致价值偏离，阻碍思政教育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一是人为制造的技术黑箱将降低思政教育价值的实现程度。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外显存在，其形成和运用都在人的操作之下，这就极易导致技术被资本、敌对势力等操控，同时受创造者的价值偏好、思想理念的深度影响，由此形成“隐性价值渗透，进一步出现价值负荷”[15]。当前的技术监管还不能全面、高效、及时地识别并纠正技术中的隐性价值渗透风险。人为制造的技术黑箱，必然导致一系列错误价值以难以觉察的方式侵蚀育人客体，导致与智能思政教育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二是技术自身形成的技术黑箱存在着无法估量的价值风险。算法推荐、数据信息是智能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个体主观防范意识、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个体行为动机、非理性态度、实时情绪变化等因素的难以捕捉，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存在“数据噪音”“数据空地”等问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形成一定限制，成为思政教育提高实效性和精准性的障碍。三是高度配适状态的算法也会出现技术黑箱。当算法不断精进，“在自身功利属性的驱动下，将会优先选择利益最大化和简单的程序”[16],这种高度配适状态下的算法，使得育人主体和客体仅凭自身能力无法及时发现并对之有效干预，进而势必出现“回声室”“信息茧房”等诸多影响思政教育效果的技术黑箱。其所形成的固化价值会排斥人力干预，导致在智能思政教育中开展价值引领难度升级。
三、优化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策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变化莫测，思政教育需要牢牢坚守正确的育人价值和育人立场，明晰“变”的限度与维度，科学合理应对价值逻辑和技术逻辑带来的现实张力，科学探索优化智能思政教育的有效对策，使智能思政教育更好地发挥育人价值。
(一)坚持育人主体“主导”与智能技术“辅助”的育人原则
育人主体是思政教育活动的原点，也是思政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关联的起点。育人主体为了发挥思政教育活动的增效、提气作用，积极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识别、深度学习、算法推荐、数据挖掘等技术实现其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育人主体也由“灌输育人者”转变为“智能育人者”,这一转变既是育人方式的转变，也是育人思维和理念的转变。诚如马克思所言：“整体，当它作为理念整体出现在头脑中时，就是思维运行的结果，头脑以思维的方式了解和掌握世界。”[17]可见，育人主体在整体把握智能思政教育时，其思维形式就是重构之后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影响，育人主体一旦受制于技术，就会在技术驱动之下形成固化思维，遮蔽育人主体的职业认知，降低思政教育效果。实践表明，技术再怎么进步和革新，育人主体在育人活动中的指引性和主体性都始终不能改变。人一旦缺位，技术将无法产生、进步和发展，人不仅是技术的生产者和发展者，也是技术的操控者和驾驭者，人若失去了对技术的操控和驾驭，技术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同理，在智能思政教育中，育人主体是思政教育的主导者，人工智能技术在育人活动中仅仅发挥着“辅助”作用。因此，坚持育人主体“主导”与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育人原则，是推进智能思政教育发挥育人作用的根本条件。这对育人主体提出了新要求，育人主体既要具备驾驭人工智能算法的能力，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特征和原理，全面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育人活动中发力、增效、提气的作用；又要坚决摈弃“唯技术论”,密切关注育人环境和育人各要素的动态变化，充分发挥育人主体的指引功能，弥合人工智能技术衍生的数字鸿沟，进而发挥智能思政教育的增效赋能作用。
(二)持续提高技术准度规避算法偏好
在智能思政教育中，算法作为智能育人活动中的新兴权重和重要渠道，能够向育人客体推送符合其喜好的育人信息。在种类繁多的算法中，较为普遍的是“协同过滤算法和内容算法两种”[18]。智能算法凭借其自身“流量为王”的特征，根据育人客体的需求、兴趣、喜好等推送育人客体喜欢的信息。然而育人客体的喜好、兴趣具有差异性，而且诸多喜好、兴趣良莠不齐，育人客体往往因为好奇而追求“低浅俗”的信息。这样在育人客体喜好驱使下的智能算法所推送的不良信息，极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使具有丰富意涵、话语严肃、背景宏大的思政教育信息被智能算法“边缘化”,需要提高技术准度规避算法偏好。一是要破解数据信息安全问题。数据信息是智能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出现软件、数据信息采集器、数据信息存储器等智能系统的数据泄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既需要育人主体和客体从主观层面高度重视信息保护，又要大力提高技术准度，从客观技术层面全方位保护用户的数据信息。二是提高技术发展的平衡性以规避算法偏好，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均衡配置育人资源，解决因技术优势造成的数字差异问题。改变传统占据技术优势的一方顺势占据育人话语主导权的育人窠臼，使技术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的环境之中，解决育人数字信息差异问题。三是不同数据平台实现互联互通破解“信息茧房”问题。“信息茧房”的出现在于同质化信息引发的空间封闭，智能思政教育的育人客体并非只在校内活动，单一环境中育人客体的喜好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仅仅通过校内人工智能技术搜集的结果不一定准确，需要精准掌握育人客体在多环境中的浏览行为，从而实现智能思政教育校内外育人客体数据的相互联通，借助多维度、多来源、多平台的数据汇集，形成全面、立体、丰富的数据库，为育人客体建构多元性、全面性、系统性的标签体系，供给更多匹配的育人信息，进而破解“信息茧房”问题。
(三)防止技术膨胀而偏离价值发展
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驱使下技术异化的本质，强调技术存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一面，但是技术一旦膨胀发展，就会贬低人的力量，进而逐渐发展为人的异己力量，最终导致技术异化。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和价值逻辑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现实张力，要防止技术膨胀而导致的价值偏离，关键在于实现技术突围和节制资本，进而形成教育、技术与人(学生)的和谐发展。一是增强资本控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中出现人为的技术黑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加强对商业资本的立体式监管，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合理运用的法律法规建设，震慑资本僭越。同时，要建立健全技术平台的准入制度，进一步增强技术平台的行业自律，形成可控、安全、标准、可行的智能技术使用流程，定期进行责任审核，最大限度控制资本无限膨胀的空间。高校要全方位增强监督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切实增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制定思政教育方面的算法规则，建构行之有效的人工智能技术评估体系，最大限度降低资本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二是以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局限。着眼于数据收集信息、数据分析精准化等层面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育人效能，有针对性地破解“数据噪声”“数据空地”等与真实育人活动不符的失真问题；整体加强算法运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最大程度降低算法平台与育人主客体之间信息、权力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增强育人主体对于算法黑箱中隐性渗透话语的鉴别剔除能力，及时排除技术发展带来的衍生问题，防止掉进“唯技术论”的陷阱。三是形成教育、技术与人(学生)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智能思政教育必须坚守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将技术发展逻辑视为育人活动的一种手段，适时调整教育、技术与人(学生)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和谐共生之下保障育人活动的效果。积极培育、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智能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方向，以正确的价值引领增强智能育人效能，科学预判算法走向，根据育人客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更新与之相适应的育人话语，在教育、技术、人(学生)的共生关系中坚定不移坚守教育本性，全面防止技术异化，确保教育、技术、人(学生)三方的并行发展。四是以技术正义防止技术异化。通过维护技术正义消除对技术的盲目应用，对人工智能技术从源头到育人过程开展价值指引，在智能思政教育中实现技术正义。着重对技术人员开展主流价值观和科技伦理教育，使其自觉遵守科技伦理底线，理性开发和科学操作智能技术，以技术正义助力智能思政教育。
结语
智能思政教育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育人理念、育人内容、育人方法以及育人结果的全面变革，生成更加灵活、个性、精准和科学的育人生态，推动思政教育更好地完成培根铸魂和培育人才的任务。可以说，智能思政教育就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思政教育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精进全面重构了思政育人生态，使思政教育得到了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发展。当然，在看到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政教育的同时，也需要直面智能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挑战，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立德树人原则，科学有效地破解技术赋能产生的问题，以精准性的育人方式满足育人客体多元化的学习诉求，着力促进智能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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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思政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