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提高意识形态的国内影响力，也要提高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从内在结构来看，意识形态系统是由“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和“行动—传播体系”等要素构成，在具体运行中表现为价值引领力、制度规范力、认知解释力和行动传播力，这些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这四种力出发，可以对中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比较，研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总体态势。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聚焦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以“凝聚人心”铸意识形态之“魂”、以“融通中外”塑意识形态之“形”、以“制度之规”维意识形态之“稳”、以“集智传播”显意识形态之“能”，协同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性提升。
[关键词]意识形态；结构要素；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45-46。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新要求。为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要做好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对外要加强国际传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可以从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切入，阐明意识形态竞争力之构成，从“内生式”拓展与“外延式”建构两方面着手，在科学研判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总体态势的基础上协同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一、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竞争力构成
自“意识形态”概念诞生以来，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本身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近年来学界对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性质逐步形成一些共识，认为“意识形态”有3种不同的性质和用法，即贬义的（虚假意识）、褒义的（科学意识形态）和中性的（一般意识形态）。在此，我们采用中性的用法。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通过由内而外的4种形式的作用力体现出来。
（一）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分析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系，能够自觉系统地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深层社会意识。在意识形态系统中，存在着从“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再至“行动—传播体系”这一由内而外的分层构成。这些要素层层相嵌、耦合共生（如图1所示）。
第一，价值—观念体系。在意识形态系统中，最里层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和观念构成的体系，其内核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被削弱或颠覆时，就会危及到统治阶级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539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不同性质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也会有差异。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所证明。
第二，认知—解释体系。意识形态既是价值观念，也是认知和解释的工具。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指出：“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几乎就没有善恶观，没有法律和秩序，没有停靠的锚地和港湾。意识形态造就了我们行为的动力、态度和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念。”[3]9在社会政治领域，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匈牙利学者卢卡奇指出：“甚至在资本主义陷入致命危机的时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依然感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可能的环境。在他们看来，应该在许多方面进行改进（‘生产组织’），但是它仍然是社会的‘自然’基础。这是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4]313-314正因如此，他认为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激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
第三，制度—规范体系。意识形态和制度规范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渗透在制度和规范之中，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并对整个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提供方向指导。制度规范是一种硬权力，总是体现出一定的价值诉求，并对相对立的价值观念进行约束或惩戒，以维护特定的秩序。制度—规范体系是分层分类的，大到国家层面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小到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规范，都体现了制定者的价值理念，受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和实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行动—传播体系。意识形态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既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与人们对其认同程度成正比的。在具体行动中，意识形态认同转化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为此，需要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使之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内在表达，是一种凝聚人心、汇聚共识、集聚民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要求，“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5]165。
以上4个层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其中，价值—观念体系是核心，决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立场，对其他3个层面具有指导和统摄作用；认知—解释体系是基础，是意识形态能够获得民众理解和认同的前提；制度—规范体系是关键，为意识形态从理念转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制度保障；行动—传播体系是落脚点，也是意识形态“改变世界”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竞争力的四维向度
从关于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研判意识形态竞争力的生发点。根据意识形态4个层面的结构要素，我们将其竞争力归结为4个方面，即价值引领力、认知解释力、制度规范力和行动传播力。
第一，价值引领力。即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层面的引导力和带动力。人们的行动、社会的发展总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利益诉求，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这个价值目标就内含在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价值引领力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即意识形态“替谁说话”。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价值立场是冲突的，如果双方找不到利益平衡点，其价值冲突就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即民众在内心上认同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即使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如果民众认为其具有真理性，其对民众也有引领作用；相反，即使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认同，其价值引领力也会大打折扣。
第二，认知解释力。即意识形态以理论形式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以实现释疑解惑的作用力。意识形态是一套解释系统，内含着对于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作为社会意识的高级形式，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识形态认知解释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逻辑的自洽性，是否能正确揭示事物发展的矛盾和规律，从而化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疑难。二是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能否被人们所掌握，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三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否根据时代进步而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力越强，就越容易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其生命力就越强；反之，意识形态缺乏说服力时，意识形态危机便悄然而至。
第三，制度规范力。即意识形态以制度形式对人们行动和社会发展加以规范的能力。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意识形态对于行动的引领作用中，内含着行动的边界，制度就是对这种边界的确认，以及对打破边界的行动加以制约。制度规范力的大小取决于3个方面：一是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即制度本身符合现实需要，对于人们的行动和社会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制度之间能够保持协同，形成合力。二是制度的伦理性与亲和力。制度是一种硬权力，表现在对那些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惩戒；同时制度也具有软权力性质，其内容和权力行使方式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三是制度的执行力。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和自觉遵守。
第四，行动传播力。即意识形态激发人的行动和促进社会发展并产生辐射作用。作为一种软权力，意识形态为人们的行为、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提供指导，在此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传播。意识形态行动传播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4个因素：一是意识形态在指导实践中的成效。效果越好，意识形态就越具有说服力。二是主体传播意识形态的能力和水平。“做得好还要说得好。”传播主体的能力和素养对于传播的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载体和方式。传播的渠道越多，载体越先进，传播方式越符合受众的特点，传播效果就越好。四是传播受众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意识形态传播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而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将直接关涉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竞争力的4个维度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如图2所示）。其中，价值引领力作为意识形态竞争力的首要“发力点”，是认知解释力、制度规范力和行动传播力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认知解释力和制度规范力既受到价值引领力的制约，又从“释疑解惑”和“规制边界”的维度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行动传播力作为意识形态竞争力的“落脚点”，是价值引领力、认知解释力和制度规范力作用得以充分彰显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传播力是其他3种力发挥作用的现实呈现。
二、在中西比较中研判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与他国意识形态进行比较时所呈现的相对优势或不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对国内层面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应对国际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目标指引。提高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要提高其价值引领力、认知解释力、制度规范力和行动传播力。在此，我们从意识形态竞争力的4个维度出发，对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进行比较，以研判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总体态势。
（一）价值引领力比较：人民至上VS资本至上
价值观是以世界观为基础的，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把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45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1096邓小平提出检验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根本标准，即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8]193-194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4这些话语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印证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特质。与此不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为“资本性”。“资本无法和大众‘共命运’。”[9]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871尽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学术”“文明”之名，将自己包裹成不分领域、“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但其话语背后是赤裸裸的霸权。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直言：“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1]45一言以蔽之，“人民至上”还是“资本至上”是中西方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二者在根本上是矛盾冲突的。正因如此，在“资本至上”的西方主流舆论中，“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受到排挤和打击。
（二）认知解释力比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VS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力主要依托其特定的话语体系来实现。正如意识形态反映了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话语体系也反映了一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诉求。话语体系主要包括主题选择、分析框架和语言使用3个方面。一是主题选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基本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时代主题；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宣扬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本目的，是西方国家推行全球私有化与自由化的重要支撑。二是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以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此构建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话语逻辑上的表现，它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宣扬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三是语言使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譬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话语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话语体系、科学发展观的话语体系[12]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体系等等，体现出与中国实际相契合、与时代发展相承接的鲜明特色。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了适应霸权主义的需要，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从原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话语中，衍生出“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的打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优先”等霸权话语。不难看出，受到价值引领力的制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具有根本性差异。由于西方长期垄断着国际社会的舆论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仍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围攻，这也是我们缘何需要迫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根由。
（三）制度规范力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VS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意识形态的制度规范力，主要表现为制度的完善度、实施的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认同3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完善度。制度总是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滋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创新力的科学制度体系。相比之下，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表现为分权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13]488号称已建立成熟完善的西方民主体制背后蕴藏的是无法克服的深层危机。二是制度的实施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以“脱贫攻坚”为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解决横亘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难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相比之下，西方政治制度曾经发挥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制度异化”现象日渐显露。以美国为例，自1964年总统选举以来，美国政党制度存在“两党频繁交替执政”“金融寡头僭主政治”“无党派独立人士增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蜂拥而上”等诸多迹象。[14]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15]三是制度的社会认同。从若干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接连攀升[16]；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内部的党争不断、社会不睦、经济不振等一系列乱象严重损害了西方政府的公信力及民众认同度。[17]在这方面的比较中，我国意识形态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然而，由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时代，西方国家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最大受益者。因此，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显现出巨大优势，但在国际层面，我们在塑造国际制度方面的话语权远远落后于西方，制度规范力的“应然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现实优势”。
（四）行动传播力比较：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VS西方自由主义传播
行动传播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国意识形态辐射力的远近、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以及国际影响力的高低。在此，我们以美国学者拉斯韦尔（Raswell）的“五W模式”[18]35来比较分析。一是传播主体。中国对外传播的主体力量是国内政府机构和主流传播媒体，民间个人和非官方组织从事的对外传播活动数量少且规模小。相比之下，西方传播主体种类多元、样态丰富，公共外交传播发展成熟。特别是美国，凭借超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舆论场的话语霸权，俨然将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口中“大众传播的个人”[19]21-23变成了“人人都是大众传播者”。二是传播内容。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概念，致力于通过自身发展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而西方国家则善于运用语言“包装”，隐匿话语传播背后的“意识形态”，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绝对真理”，以此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分裂对抗。三是传播方法和渠道。与西方媒体喜好“抨击针对”“先入为主”“强势主攻”的报道特点相比，中国主流媒体报道主要是“正面宣传”“友谊第一”“防守反击”。在传播渠道上，中国的对外传播以官方渠道居多，而西方国家则以“渗透性”宣传为主，往往看不到政府的直接介入。四是传播对象。青年群体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青年群体思维活跃度高、猎奇心理强，西方媒体善于利用舆论战术，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裹挟进快餐文化、电影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之中，以此迎合其接受心理。在这方面，西方拥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五是传播效果。在西方话语垄断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华文明作为西方社会单方面树立的“他者镜像”，一直以来处于低劣、停滞、僵化的对立叙事之中，中国在很多方面只是被动地扮演了“他者”角色，而非主动诠释“自我”。有学者指出：“面对外界的指责和猜测，中国人一直在苦苦解释。”[20]这种“苦苦解释”表明了中国在国际舆论中所处的被动状态。由此可见，在行动传播力的比较中，我国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弱势。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意识形态的优势较多地体现在国内层面、应然层面，而在国际舆论场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和对立性矛盾。换句话说，无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先进，但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其都是以对立的角色存在。这也是我们时常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根本原因。
三、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具体策略
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乎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关乎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关乎国家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因此，我们要聚焦意识形态竞争力的结构要素，遵循“铸魂”“塑形”“维稳”“显能”的逻辑理路，全面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
（一）以“凝聚人心”铸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之“魂”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从根本上讲是关乎“人心向背”的反映集经济、军事、政治等于一体的多维利益之争。提升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凝聚人心”。为此，一是要站稳“人民性”价值立场。即意识形态的全部工作是以服务人、塑造人、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价值目标。同时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调适和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将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性”特质。二要彰显“真理性”价值，推动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引发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与此相对应，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在此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之问”、破解“时代谜团”、应对“时代危机”的呼声愈来愈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三要表征“共同性”价值特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浸润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世界意义”，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远远超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为世界和平发展、引领人类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以“融通中外”塑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之“形”
无论哪一种话语体系，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表达。面对西方的话语攻势，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1]24。具体说来，一是要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所谓“自主”，便是要掌握主动权。其核心在于立足中华文化、挖掘价值内涵，构建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原创的而非效仿的、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转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22]178的态势。唯有如此，中国话语方能拥有面向世界的底气。二是要构建具有共通性的概念范畴，打造具有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话语的基本单位是概念范畴。”[23]77我们要结合时代要求，进一步推出比如“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话语既包含着对世界如何发展的理论创见，也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容易被民众所认同和接纳。三是要创设具有共通性的话语场景，充分彰显中国话语所带来的实践优势。话语体系的运用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我们要善于把这些概念范畴放置在加强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话语场景中，让国外受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话语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范式，感受中国话语为世界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观。
（三）以“制度完善”维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之“稳”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整合”“价值认同”和“利益协调”的工具。当意识形态以制度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它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坚持以“内”固本，完善意识形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维联动机制。从根本制度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新时代以来的重大制度创新，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从基本制度看，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将根本制度对标落实的重要保障；从重要制度来看，要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为目标，完善具体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意识形态服务国家建设、整合社会资源、稳定社会治理、凝聚国民共识的功能。另一方面要由“内”及外，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发展至今天，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比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疫情防控、恐怖主义等，单纯依靠哪一个国家或者部分国家都难以真正解决，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抵御金融风险、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展现了卓越能力和制度优势。面向未来，我们要在对外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主动联合全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制定，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主张”。
（四）以“集智传播”显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之“能”
在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四重维度当中，行动传播力作为根本落脚点，对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显性化作用。结合传播学理论，我们可以将传播视为一个“智慧系统”，用“智慧”赋能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法、传播工具、传播对象，以智能化为牵引，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一是“主体集智”，形成主体间“共识性”传播。国际传播除了发挥政府力量以外，还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跨国公司、民众个人、海外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内宣力量与外宣力量相联动，形成“大宣传”格局。二是“内容集智”，打造标识性“故事化”传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24]326这要求我们加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化保护、发掘和传播，主动宣传介绍富有中国文化元素和精神标识的党史故事、地方故事、人民故事。三是“方法集智”，形成多元化“议题性”设置。既要坚决应对西方习惯性地造谣及抹黑，尤其防范“第三人效果”[25]引发的舆论危机，又要主动出击，捕捉西方刻意回避的“双重标准”“拉帮结派”“虚伪民主”等关键问题，主动创设议题，转变舆情被动角色，捍卫反霸权的正义力量。四是“工具集智”，深化融媒体“数字化”革新。伴随数字化时代全面来临，谁掌握了前沿科技，谁便掌握了话语主动权。因此，我们要瞄准信息科技发展前沿，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为国际传播赋能，着力构建融媒新生态，完善中国特色全媒体传播体系。五是“对象集智”，形成信息流“精准化”传播。“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26]153要在区分不同“对象国”基础上，突出“重点区域与重点受众”，充分发挥“舆论领袖”在当地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影响力和号召力，提升国际传播实效。
研究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竞争力构成出发，对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在科学研判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总体态势基础之上，提出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的可为之径。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是一种“软实力”，常常受到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显著增强。提升意识形态国际竞争力不仅仅需要从意识形态本身着手，还需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推动“硬实力”与“软实力”齐头并进，使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纯度更高、硬度更强。
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 郑永年.西方民主演变为“福利拍卖会”[EB/OL].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2] 卢国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大创新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 李存训.战后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J].美国研究,1988,(2).
[15] 辛向阳.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2,(5).
[16]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一见）[N].人民日报,2022-10-22.
[17] 最新民调：2/3美民众对本国未来没信心[EB/OL].海外网.
[18]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19] [美]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M].张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0] 傅莹.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EB/OL].参考消息网，http://jnews.xhby.net/waparticles/10/qfViMnlhVgerrYfW/1,2018-03-18.
[2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2] 艾思奇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3] 周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初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5] Davison W P.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3, (1).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