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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

网络泛娱乐主义的衍生机制、样态演变及纠治路径

时间:2023-05-22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征程进入了关键时期,西方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加剧了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在网络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交织融合下,泛娱乐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呈现了新的出场范式与传播偏向,利用“去中心”的话语表达、“沉浸式”的感官刺激、“匿名性”的大众狂欢等“去意识形态”的隐蔽手段,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平台资本的“共谋”下,娱乐在网络平台与文化工业中不断被解构与异化,僭越了理性的边界,呈现内容粗鄙、形式浮夸的泛娱乐化乱象,在“泛意识形态”的网络娱乐景观中,网络泛娱乐主义应运而生。作为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网络衍生产物,网络泛娱乐主义是危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动摇社会理想信念根基的一种极具迷惑性的社会思潮。当网络娱乐生活被资本逻辑“挟持”后,容易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附庸。为此,我们拨开网络空间中泛娱乐化现象的迷雾,剖析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的衍生机制,透视其多重样态,并提出应对消解对策,掌握网络社会思潮斗争的主动权,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坚定文化自信,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清朗格局。

一、网络泛娱乐主义的衍生机制

互联网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且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569。“网络平台作为文化工业的延伸领域”[2]80,资本增殖的逻辑渗透在网络传播环境中,泛娱乐主义搭乘短视频、网络直播、微博等新兴媒介,衍生出了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因此,网络泛娱乐主义衍生的起点是平台资本逻辑,其以数据拜物教为基本表征,以技术赋能的网络娱乐符号生产与重组为遮蔽方式,在大众狂欢式数字劳动的助推下,快速弥散和扩张,消解人的主体性,裹挟社会个体滑向泛娱乐。对此,从资本和技术的“共谋”维度解蔽网络泛娱乐主义衍生机制,是揭示其问题实质的重要路径。

(一)原生动力:平台资本逻辑下的“数据至上”

在互联网公司和文化产业中,资本逻辑的操控力量越来越强大,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本主义已经转向数据,并将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一种方式”[3]7。随着网络“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资本“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4]269的生活本能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运行模式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在被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生成时,只是单纯的数字符号,还不具备商品价值。但是,在智能社交媒介交互的作用下,用户之间、平台之间、用户和平台之间都被紧密连接起来,随之而来产生的数据,在不断被搜集、分析和整合中,具备了交换价值。可以说,新媒体加速了数据商品化的过程,使得数据作为商品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各个环节,成为剩余价值剥削的利刃,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将剥削的关系客观化。数字技术以及平台消费将“商品拜物教”转向了“数据拜物教”,“数据流量”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密钥,平台资本以隐蔽的数字化逻辑建构了数字资本主义体系,架构了庞大的“数据拜物教”[5]。这为网络空间泛娱乐主义的衍生提供了动力之源。互联网公司作为市场化运作的平台资本,凭借对数字化界面的开发以及平台用户所产生的“数据流”的无偿占有,为了实现资本的快速增殖,对这些“数据流”进行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包装与炒作,将“流量”与娱乐建立相互的评判标准。例如以“抖音”“小红书”“微博”等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资本裹挟算法技术,为用户定制即时性、个性化的数字交互界面,并且将用户在虚拟平台的娱乐社交转换成集浏览、转发、点赞、评论量等为一体的“商业数据流”,平台资本依据“流量变现”的法则,雇佣“草根名人”、网红、流量明星等,利用其网络人设,在网络上进行刷评论、买热搜,对“数据流”进行加工和包装,实现资本的扩张。“流量至上”成为娱乐评判的圭臬,“娱乐”逐渐异化为精神虚无、沉迷上瘾的“愚乐”,成为了资本的附庸。戏谑的符号和虚无的价值背后隐藏的是资本至上的商业逻辑。资本工具理性致使娱乐背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指向,娱乐从“人文精神、文化审美”等价值判断标准转向到“资本流量”拜物教的判断标准,随即带来的就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无底线的娱乐现象。

(二)技术赋能:娱乐乌托邦背后的虚实互动

美国学者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通过分析印刷媒介到电视媒介的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泛娱乐景观,揭示了技术革新使得娱乐泛滥于各个领域的现象。的确,在媒介化社会的发展下,娱乐生产和消费的实践路径被嵌入了新媒体的运行逻辑,技术优化与智能转型大大降低了娱乐成本,使娱乐场景由线下逐渐转变为线上,“加速了社会文化娱乐化和个体生活娱乐化的进程”[6]。新媒介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有机融合,大大提升了受众的感官体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交互应用,赋予了用户更多的视觉自主性和沉浸感体验,高度仿真、全方位沉浸式的虚拟环境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虚拟实在”的错觉,从而获得了“真实的精神体验”。正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学术想象所描述的:“影像不再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7]8媒介技术的虚实结合打造了沉浸式娱乐乌托邦,为现代人认识自我存在、弥合自我破碎感提供了条件,现实技术带来的仿真模拟体验延伸到了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娱乐快感,同时推动了网络虚拟空间泛娱乐化符号的传播与交互。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泛娱乐的圈层传播提供技术支撑,并且推动个体形成过度娱乐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算法技术根据大数据捕捉到不同圈层的受众信息,包括兴趣爱好、媒介偏好、上网记录等行为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计算与分析,推算出用户的娱乐需求,进而在海量娱乐信息中,为用户选择特定的娱乐符号,娱乐幻象沿着应用场景,在垂直领域精准推送到特定圈层人群,让受众无意识地、持续地沉浸在同质化的“娱乐茧房”中狂欢宣泄,从而使其陷入到赫胥黎式“痛并快乐”的状态,“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8]194。在网络虚拟空间“三俗”娱乐的影响下,现实中的个体在过度娱乐中逐渐丧失理性精神以及对崇高价值和信仰的追求动力。

(三)幕后推手:大众网络狂欢下的数字劳动

网络媒介技术向受众提供了随时展现变动的生活体验平台,人的感官、思维、情感、活动等在这个开放化、及时化的个人空间中得到了尽情的释放与延伸,并且在各类碎片化的娱乐叙事与文本意义的生产中,创造并感受自己作为“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乐趣,从中获得了一定情感宣泄和补偿。但是,资本逻辑在网络平台的运转下,借助数字技术控制着人与物的世界,引导作为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消费者在虚拟平台消费娱乐,无形中参与到网络平台的数字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成为了资本牟取暴利的工具。

在“大众狂欢”的幻象中,平台资本的增殖与算法技术的扩张激发了网民过度消费网络文化和娱乐符码的欲望与冲动,使其陷入了价值虚无的漩涡。网络平台的主体在参与网络娱乐的同时,被卷入到网络媒介的商业价值链中,逐渐沦为了资本与技术合谋下的数字劳工,参与了资本的再生产,其社交行为与内容生产演变成了劳动过程。人因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被看作类存在物。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9]162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行为却是网民无意识产生的,数字资本通过短视频、算法和流量,积极倡导大众文化,不断激发广大网民的娱乐需求。在网民的个体狂欢与符号贩卖中,原本在自由时间的休闲娱乐,被平台资本所利用转化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商品,将网民被剥削的事实转移到平台的娱乐消遣之中,网民们的娱乐活动无意识地成为了数字劳动。因此,网民娱乐的全部时间都潜在变成了劳动时间,无偿为互联网平台提供更多剩余价值。在资本剥削逻辑下,技术赋权的数字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9]163。平台资本已经将技术作为一个牟利手段,将人的休闲娱乐置于以网络技术为表征的市场逻辑中。同时,数字劳动的隐性剥削将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资本创造的“非我”与人类的自我不断疏离,彻底解构数字劳动者的精神生活,数字劳动者在娱乐中丧失了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由此也被遮蔽。

二、网络泛娱乐主义的样态演变

网络泛娱乐主义是在平台资本逻辑的运作下,泛娱乐主义在网络空间进行理念复制、内容生产、意识形态争夺的产物。泛娱乐主义耦合网络媒介的传播特点,在“人人都能发声”的网络场域中快速蔓延并发展,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互联网语境相配合的新型样态,并在网络空间中不断扩张。

(一)网络话语泛娱乐化

媒体技术的推陈出新,改变了信息传播形态,建构了人类文化和思维的新范式。在新的会话工具引导下,网络媒介与受众之间交互娱乐的语境催生了新的话语结构,“网民在无法感知交流方的面部以及肢体动作、语音语调、外在穿着等信息的情况下,只能根据键盘所提供的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编码创作,产生了一种蕴含新意境、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新式网络话语符号”[10]64。网络话语作为媒介的隐喻,塑造了文化内容,也成为了泛娱乐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媒介讯息的大量繁殖构建了一个“拟像”与超现实的后现代世界,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符号再生产状态,人们被符号和符码所支配,通过对符号的制造和使用来表达自己,生产可以被消费者理解的符号。网民擅长捕捉任何热点话题的爆点,带着娱乐大众心态,以戏谑调侃和恶意搞笑的方式创造出网络流行语、搞笑段子等,一些网络用语诸如“叫兽”“杠精”“社畜”等口语文化的衍生词汇,带着一些网络语病,折射出了粗鄙低俗之风,破坏了语言的结构、规范与审美,呈现出解构主导价值观、遮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倾向。网民在虚拟社交的互动中,进行“文字分解与再造”,实际上是发起了抵抗权威话语、宣泄情感、表达社会圈层价值的一场酣畅淋漓的娱乐符号狂欢。在“涂鸦式”话语泛滥的网络空间中,海量的娱乐话语让人们丧失了“深度阅读”的独立空间,陷入了理性精神与价值虚无的困境。零散化、浅表化、低俗化的话语表达摒弃了政治逻辑的宏大叙述,离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增强了主流话语体系建构的难度,一定程度上误导民众的价值认知和判断,消解了社会主流价值认同。

(二)网络媒体泛娱乐化

在平台资本逻辑的运作下,从新闻资讯网站娱乐信息的铺天盖地到短视频、网络直播的感官刺激,再到各类网络社交平台的喧嚣互动,各类网络媒介以“流量至上”为价值导向,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共同演绎网络泛娱乐主义叙事传播,建构了一个“万物皆可娱乐”的媒介生态。资讯类网站、App和自媒体账号利用算法技术向受众推送同类娱乐资讯形成“信息茧房”,比如以标题党报道明星奢华生活、情感纠葛,以吸睛美文崇尚过度消费和娱乐的精致利己主义等,在推送娱乐化、低俗化资讯中圈粉引流,终将流量变现为更高的广告收益。过度娱乐化报道不仅挤占了时事政治严肃话题的空间,而且削弱了舆论场内议题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呈现,影响网络舆论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受众学习和信息获取过程也被打上了庸俗化的烙印。近年来,随着抖音、哔哩哔哩等短视频类娱乐平台井喷式发展,以视频为形式的娱乐休闲已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而网络短视频直播也成为了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以及网民网络实践的主要方式。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较2020年3月增长5703万,占网民整体的 62.4%[11]。短视频直播通过主播和粉丝的交互,打造的集娱乐、消费、休闲为一体的网络虚拟空间,强烈的视听感官刺激和带货、打赏、获得礼物等方式增强了受众的获得感与体验感,逐渐演变成精神消费的重要场域,虚拟情境下的网络直播塑造的网红、唯美场景、消费欲望为人们深深地打上了个性、自由、快乐的“烙印”,在资本裹挟下,为了提高点击率、流量,网络直播呈现暴力色情、低俗表演等,将泛娱乐化推向极致。图像化、娱乐化传播形式让人们在感官刺激的视觉快乐中,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

(三)网络文化泛娱乐化

网络技术推动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催生出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然而,在互联网平台资本的支配下,网络文化的娱乐性被无限扩张,出现了泛娱乐化倾向,加上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开放性”“去中心化”等思维方式的影响,文化本身涵养审美和塑造价值的功能逐渐弱化,网络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核日渐背离了普遍真理和主流价值,陷入了媚俗的泥淖之中。隐藏在文化产品背后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消弭大众对崇高信仰和价值的追求。网络文化在泛娱乐化的叙事下,生产出让人获得短暂快感的娱乐内容,千篇一律地将大众情感纳入统一形式,成为网络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建立“伪个性主义”,在大众身上不断制造虚假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衍生出一种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并且,网络文化内容呈现出反抗权威、质疑传统、解构主流的趋势,例如“网红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土味文化”对主流审美的消解,“恶搞文化”对权威话语的解构等。网络“泛娱乐化”的趋势在文化工业上的直接体现,就是大众文化消费的过度娱乐化,以利润为目标驱动的大众文化消费秉承“娱乐至死”的精神理念,在“广场狂欢”式的泛娱乐浸染下,“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日渐消弭,艺术生产的原创性衰微,人们沉迷在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和戏谑中,对文化的无深度表面感到欢欣鼓舞”[12]11。庸俗、调侃、戏谑等文化形态成为网络文化流行吹捧的主角,在“泛娱乐化”背景下,网络文化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娱乐消遣来消解主体的价值追求,犹如一种精神鸦片,让人们在虚假的“幸福意识”和建构的娱乐形象中,寻找虚幻的主体位置,宣泄着内心所潜伏的情感,人变成了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对真理和价值的追问、个人决断和自由想象的乐趣逐渐消逝。

三、网络泛娱乐主义的纠治路径

数字资本逻辑主导的泛娱乐主义思潮在网络技术的遮蔽下,正悄然地渗透于民众之中,解构社会主流价值,威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与坚决遏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9]4因此,在对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应对上,要以网络舆论宣传斗争为基础,以规制网络资本为根本,以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为核心,合力摧毁泛娱乐主义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一)以舆论宣传斗争,破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之壁

互联网是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滋生环境和扩散途径,而网络又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对此,“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3]339。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14]34特别是对于网络泛娱乐主义这种错误社会思潮,不仅要从滋长环境和传播渠道方面阻断其蔓延,而且更应该举旗亮剑开展舆论斗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管媒体阵地的舆论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以主动姿态,坚持破立并举,有理有据开展舆论斗争,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研判,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向人民群众揭露泛娱乐化对主流精神遮蔽、对主流价值解构、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消解的实质,形成一个“现实生活——理论剖析——现实生活”的闭环,廓清泛娱乐化思潮理论迷惑,提升公众鉴别良莠娱乐的能力,自觉抵制泛娱乐化渗透。另一方面,正视网络泛娱乐化主义思潮的复杂性,网络技术与资本“合谋”打造的“娱乐乌托邦”,通过极具迷惑性的话语,不断制造人们虚幻的娱乐需求。因此,对网络泛娱乐主义的批判不仅要从思想理论层面揭掉其美丽的外衣,更要深入到民众精神利益的维护中,不仅媒体对于民众过度娱乐的行为要及时引导和纠偏,同时重视民众的娱乐的心理需求,改进思想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

(二)以网络资本引导,正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之本

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范式是剖析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密钥,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共谋”,侵蚀了人们观念意识,使得娱乐休闲逐渐沦为了文娱产业资本增殖的工具,因此,对资本的引导是遏制网络泛娱乐主义的根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15]。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运作对于网络文化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大众网络娱乐是有着推动作用,但同时,要警惕网络平台资本扩张对精神文化生产的侵蚀以及对娱乐的异化。要辩证地看待娱乐、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合理利用资本的基础上,释放技术最大活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规制网络资本对市场的支配。一方面,平衡网络媒介平台资本注入的结构和比例。互联网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左右网络舆论的同时,威胁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严格控制外资控股在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占比,特别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等;加大媒介文化产业的国有资本注入力度,引领政治方向,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官方主流媒体要积极占领抖音、B站、微博等商业型的娱乐平台,积极发声,把握网络阵地的话语权,在供给符合主流价值的优质品牌文化作品同时,与具有较好前景的网络技术平台合作,牢牢占领网络文化阵地,通过算法技术,对泛娱乐化的信息内容进行甄别、监测,加大网络平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比重,消解泛娱乐主义在网络平台的扩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严格文化产业的监管,完善娱乐行业的立法,治理资本越界导致的娱乐泛滥、饭圈失范等现象,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和惩罚措施来规范娱乐发展和文化生产,遏制资本野蛮生长与过度渗透,从而生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文化产品,打造积极健康正能量的网络娱乐生态。

(三)以主流价值引领,纠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之偏

要遏制泛娱乐主义在网络空间的蔓延,实现娱乐价值的理性复归,关键是要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谱系中的主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凝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16]33,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以及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17]284。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8]网络娱乐内容的低俗化和去价值化,使人陷入到崇高信仰和精神价值的虚无状态。所以,要遏制泛娱乐主义思潮在网络平台的蔓延,一方面,要从娱乐内容创作与生产等根源问题上入手,加强对文化娱乐内容的正面引导和内容建设,消弭大众虚妄的“感性需要”,激发对价值理性的“真实需要”。作为互联网时代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娱乐的内容生产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作融思想性、趣味性、娱乐性、教育性为一体的文化内容,贴近时代、贴近人民,以向上向善的价值意蕴满足人们真善美的精神需要。控制网络空间中以流量为导向的“三俗”网络娱乐的泛滥,以高品质、主旋律的文化内容抵御泛娱乐主义的侵蚀,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净化泛娱乐主义的滋生土壤,打造清朗的网络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引导受众的娱乐思维、娱乐需求和娱乐选择,以精神内核塑造、价值行为引领等提高对泛娱乐主义思潮的识别能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公众的内在价值认同与追求,构筑起自觉抵制网络泛娱乐主义侵蚀与蔓延的精神高坝,有效遏制网络泛娱乐主义引发的个体价值极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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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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