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正在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科学决策、内容供给、方式转换、教育状况监测提供科学化、精准化、个性化、过程化的支持，同时也潜藏着信息短缺、思维固化、认知屏蔽和技术伦理等风险。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融入和价值引导、锻造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协同技能、敬畏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应对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赋能风险的基本策略，也是发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赋能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 智能思想政治教育; 赋能风险;
主要内容
一、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力量
1.赋能教育决策更加科学。
2.赋能教育内容供给更加精准。
3.赋能教育方式转换更加灵活。
4.赋能教育评价过程更加合理。
二、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风险
1.算法偏好极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短缺。
2.技术依附极易引起教育者教育过程思维固化。
3.智能管理极易导致教育者职业认知屏蔽。
4.智能育人极易产生智能技术伦理问题。
三、应对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赋能风险的实践进路
1.树立育人为“本”与技术为“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2.坚守教育者“主导”与智能“辅导”的思想政治育人原则。
3.协同推进情感教育“温度”与工具理性“冰度”相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进程。
4.建构教育引导“向度”与智能赋能“力度”的监督制约机制。
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充分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方式和效果的智能化升级转型，形成更为科学、精准、个性和灵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最为直接满足受教育者发展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的产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必将引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整体环境的变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生态的创造性发展，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加科学、精准、便捷和个性化的特点。当然，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力量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同时，必须正视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背后的信息短缺、思维固化、认知屏蔽和技术伦理等赋能风险，遵循立德树人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有针对性地化解智能技术的赋能风险问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的深度融合，以精准化的教育方式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无疑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智能化和个性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力量
以数据挖掘、算力算法、深度学习、智能识别等为典型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以更为科学、精准、灵活和过程化的方式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将助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精细化、个性化发展。
1.赋能教育决策更加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是教育者为实现教育目标对教育过程中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综合判断和选择的过程，是推进教育任务实施与实现教育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是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孜孜以求的愿望。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决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者以更科学的决策形式进行智慧育人。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决策相比，人工智能技术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信息的收集类型和结构，并运用数据挖掘和信息抓取技术提供更为有效的信息数据。这些数据包括:通过计算智能算法精准计算出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思想需求等个体信息;通过对教育环境监测、评估和精算的信息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推送科学的教育环境信息;通过对教育过程主体间互动和反映信息的挖掘和计算，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组织教育内容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即时性数据挖掘特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心理、需求及表现可以以即时性的方式进行数据反馈，从而使教育过程中教育信息、教育进度、教育手段的调适更显常态化，决策过程更具动态性和科学性。
2.赋能教育内容供给更加精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精神和文化信息，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交往和沟通的中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是以恒定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受教育者内容的，这种恒定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经过严格过滤、选择并被认定为最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受教育者个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优质文化，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政治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特点，教育者清晰地把这些信息输送和传递给受教育者，以此实现教育目的。而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在极大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聚合和选择方式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可以借助智能算法的技术优势在教育内容的生产———过滤———推送环节上进行精准聚焦、施教和调适，建构起更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精准融入受教育者的思想。具体体现为:一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生产。思想政治教育者可利用智能算法分析检测系统聚焦与教育主旨内容相关的国内外重大、特大思想政治议题，精心策划能够满足受教育者诉求的教育内容，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引领。二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过滤。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智能算法过滤和排序技术，可精准识别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有害信息，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提示和预警、分析和鉴别，从而引导受教育者自觉明辨是非。三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推送。智能时代受教育者的信息来源渠道非常多，在大多情况下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要远远大于正常渠道获得的信息，信息泛滥与信息孤岛同时并存，使得受教育者无所适从。而智能算法借助算法的技术优势可以精准获取受教育者的教育信息，并通过智能算法细分受教育者群体，便于教育者精准推送教育信息，可避免信息重复和信息短缺的不足，也可以改变“千人一面”“千人一餐”的教育模式。
3.赋能教育方式转换更加灵活。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传递效果如何，教育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以“大水漫灌”的方式进行，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方式相对单一，且以“灌输”方式为主，受教育者大多是被动认知和接受来自教育者的信息输入。这种教育方式的好处是知识可以系统性呈现，一旦被受教育者牢记其影响十分深远，不足之处是容易造成受教育者“死读书”和“读死书”的教育形态。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后，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更具个性化和灵活性:一是教育资源优化后的教育方式更具个性化。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优势，准确掌握受教育者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个性心理等信息数据，准确判断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教育者根据这些信息数据，可以灵活多样地供给受教育者所需的教育资源，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有针对性地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教育手段更加多样。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运用，可以替代教育者在教育中可陈述性知识的传授，替代重复性教育，推送最佳学习资源，使得教育者从繁重的陈述性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实现重点教育与难点释疑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增加信息供给，也可以有针对性突破。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实现线上与线下教育的融合，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受时空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不足。
4.赋能教育评价过程更加合理。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是评价者或评价机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的全方位评估和综合考量。科学的评价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目的，而且能够节约教育资源，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突破了传统教育评价以考代评、以测代判的结果性评价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更能体现过程的监测和研判:其一，教育者依托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智能语言识别和辅学机器人系统，可以随时关注受教育者的学习行为、教育反映、情绪变化和心理动态，并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方案。其二，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可利用智能识别技术、算力算法持续收集、存储、筛查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行为举止、表情动作、情绪反应、认知效果，同时可以进行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可视化对比，并有针对性地根据过程教育进行诊断性评估和引导，发挥过程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其三，由于受时间成本、设备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多体现在知识层面，这种基于知识评价的效果很难真实反映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后，可以依托其强大的算力算法设计和智能识别技术，不仅能够进行全过程的监测评价，而且可以实现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和技能评价，大大缩小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和信息交互距离，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的达成提供了便捷，更能真实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功效。
二、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风险
人工智能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率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供给、主体思维、智能管理和伦理层面的风险和挑战。
1.算法偏好极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短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使得算法日益成为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新兴权力，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其喜好和感兴趣的信息。在众多算法信息推送的类型中，比较常见的“有协同过滤算法和基于内容的算法。协同过滤算法主要通过数据分析用户的相似性，进而向同类用户推送感兴趣和需要的信息;基于内容的算法主要是对用户所关注和浏览的文本内容进行意义抽取和标签细化，从而向用户推送与历史内容相似的信息”[1]。在智能信息时代，智能算法以“流量为王”为取向进行信息供给，流量的大小通常以点击量或点击频率的多少体现出来，点击频率越多流量越大，反之则越小。为了获取更大的流量和关注，智能算法推送信息常常根据用户喜好、兴趣和需求不断向其推送感兴趣的信息。由于用户的兴趣和喜好是多样的，这种兴趣和喜好又是良莠不齐的，高大上的信息固然为用户所需，但低浅俗的信息更为用户所青睐，因为追奇猎艳渐趋成为消费社会的通病。这样基于用户兴趣偏好主导智能算法推送下的信息供给很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那些背景宏大、话语严肃、意涵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很容易被智能算法所“冷落”，造成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供给短缺。此外，人工智能算法是基于解决传统信息处理和传播中人与信息不相匹配而设计的一种新的传播范式技术，这种技术一经形成便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特质，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极为关注网络空间流量，这样在“流量为王”价值主导下的智能算法必然会迎合资本的逻辑取向。在整个网络空间里，受教育者的偏好成了算法规划、定制和推荐的偏好，由此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主体在算法空间被挤压甚至缺场，其信息的传播力、主导力与引导力被遮蔽，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的教育信息短缺，多样化、碎片化、非集中化的信息却在不断呈现，很有可能因教育信息短缺或信息供给不足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失控的风险。
2.技术依附极易引起教育者教育过程思维固化。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整个教育活动场景应该是人与人的信息传递、情感碰撞、信念传导、意志激发和行为影响的过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学相长和思想交流中共同进步。当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后，数字化的教育决策和精准化的教育内容推送极易使教育者产生技术依附心理，长时间的智能教育依附会导致教育者教育过程的思维固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指出:“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2]事实上，当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依赖技术改善生活世界时，技术也会造成对人的制约，这实际上指的就是技术的异化向度。针对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对技术的依附情况，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进步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4]。事实上，智能技术越智能，对教育者教育决策的影响越精细，对受教育者思想行为算法的影响越精准，就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刻板效应:完全依据数据决策制定教育计划和确定教育进程，忽视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可变性，这种基于数据的定制教育很有可能无视教育过程的突发性、突然性和可变性，很容易导致教育者教育过程的思维固化，教育活动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变得呆板、生硬，教育者的主体性被遮蔽，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被压抑，教育场景凝滞而没有活力，教育过程中人与人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心灵的契合会缺失。教育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式微或遮蔽必然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生硬和僵化，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3.智能管理极易导致教育者职业认知屏蔽。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但主体性质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教育者是先行受教育者，拥有教育的主导权、话语权和组织权;受教育者具有主体性，是教育活动的能动反应者、知识技能习得者，拥有教育的习得权、接受权和判断权。健康有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有赖于教育者主体与受教育者主体的双向互动和密切配合。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我打你通”“我说你记”的施受教育关系，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和施受关系。智能算法在信息主导下的自然赋权，在不断激发算法对智能技术关注的情况下，智能系统便牢牢掌握信息的生产和数据发布的主导优势，教育者围绕智能算法走，智能算法引导教育者转，教育者的主导性游离、话语权旁落，组织权被遮蔽。长此以往，教育者的职业认知容易被算法所屏蔽。众所周知，教育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代言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者。当教育者职业认知被屏蔽，留给受教育者的不全是高大上的主流价值观，而是算法主导下良莠不齐的信息，其所带来的风险必然会扩大。此外，在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算法通过数据挖掘对受教育者进行数字化绘图，通过智能识别对受教育者的心理和个性精准透视，这种看似对受教育者立体精准的数据判断，虽然显示出独特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教育者科学决策教育过程，但却很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算法所制造的有效且合理的迷幻世界中丧失对自身职业的理性判断和合理认知，进而引发教育者职业认知被算法屏蔽的风险。
4.智能育人极易产生智能技术伦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也会因技术本身的“双刃剑”特性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技术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数据泄露产生的隐私安全问题。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数据挖掘和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和教育内容的信息采集，如果因为疏于管理致使信息存储器、数据采集器以及软件等智能平台的信息泄露，那些涉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隐私就会在瞬间被暴露。其次，技术优势下的数字鸿沟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同一教育场域不同主体或者不同教育场域不同主体之间出现技术的信息差距。技术优势方通过控制技术优势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技术劣势方由于技术弱势而丧失思想政治话语权，因而产生数字鸿沟问题。再次，群体区隔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推送的兴趣偏好，使得兴趣不同的人群间的信息差异性越来越大，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就在于凝心聚力，缩小价值领域的分歧，遵循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公约数，但群体区隔问题的频繁发生必然使人际关系疏离，最终导致人际间价值观的分歧不断放大。最后，算法推荐固化产生的“信息茧房”问题。美国学者桑斯坦将“信息茧房”解释为在信息传播中，“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己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5]。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迎合用户兴趣偏好推送信息的，当每一个用户都沉浸在自我偏好的信息中，无关兴趣偏好的信息被阻隔，无形的信息高墙便会筑起，用户个体很有可能陷入“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
三、应对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赋能风险的实践进路
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如何规避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风险问题，高度重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人与技术融合作用的基础上，建构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原则、教育策略和教育机制是应对赋能风险问题的基本实践进路。
1.树立育人为“本”与技术为“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非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全部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更不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导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挖掘、算法算力、深度学习和智能识别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精准判断教育对象、精准识别教育环境中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主要发挥的是“器物”和“工具”层面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器物”功效并发挥其“工具”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改进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立德树人，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人”在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中是“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离开了人的活动、人的培养和人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也便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认为，“人即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这个目的就在于引导和帮助受教育者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此，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也只能而且必须服从于这一目的，同时人工智能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数据挖掘、算法算力以及深度学习的优势弥补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数据利用不足、深度学习不够的劣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创新的有效工具。当然，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至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思维固化和教育信息缺失的问题，避免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过程中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指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本”与“用”、“人”与“器”的关系，既不能为了所谓的“技术创新”而舍本逐末，也不能为了迎合“教育改革”而本末倒置，而要在树立育人为“本”与技术为“用”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善用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数据挖掘、智能识别和深度学习等优势，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挥其特有的赋能作用。
2.坚守教育者“主导”与智能“辅导”的思想政治育人原则。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起点，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的原点。教育者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提气、增效和发力功能，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挖掘、算力算法、深度学习和智能识别等技术优势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教育生态。与此同时，教育者本身也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灌输教育者”到智能语境下“智能教育者”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教育者教育手段的转变，更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的转变。诚然，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6]这表明，教育者在实现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时，其思维方式也在进行重构。由于智能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教育者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或者受制于技术，教育者很有可能在技术的牵引下发生思维固化，导致教育者的主体性被遮蔽，职业认知被屏蔽，最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技术如何革新和进步，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导性功能决不能发生位移，否则就失去了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缺失了教育者的主导性功能。毫无疑问，技术再怎么进步，也取代不了其背后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存在，技术也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和持有者，同时也应该是技术的驾驭者和操控者，如果失去了人对技术的驾驭和操控，技术也便没有意义。同理，在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主导者，智能技术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辅助功能。这样看来，坚守教育者“主导”与智能“辅导”的育人原则是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发挥赋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这就对教育者的智能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教育者不仅要涵养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素养，领悟和把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原理和特性，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提气、增效和发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破除唯数据论，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和教育环境等要素，积极进行教育议题的设置和引导，切实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补足智能技术教育中的信息短板，以此推动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增效作用的发挥。
3.协同推进情感教育“温度”与工具理性“冰度”相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人还是教育发生发展的中间环节，离开了人，教育便不再具有意义和价值。人是现实的人，是思想、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的统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人与人的信息传导和影响活动。这样看来，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有温度的情感教育，传情达意、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是教育展开的基本逻辑，也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可以说，教育是充满爱的实践活动，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关注人并实现爱的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特征。而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无论再怎么进步也只能是技术，相对于人本身而言，技术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不具有人所特有的情感和“温度”，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我们尚且把它定义为工具理性的“冰度”，也即技术是冷冰冰的物质存在，尽管人工智能试图负载人的表情、声音和话语，但与能动意识反应中的人的“温度”相去甚远。当然，在数据主义者看来，“人的意识本质上也是一种算法，数据在强算法的介入下甚至比人类更了解自己，可以完成人类想要完成但实现不了的事情，即便如此，人工智能也无法产生人类的感情”[7]。事实上，相对于技术的进步，人类通过教育不仅能够获得科学思维、逻辑推导和理论假设能力，也可以增进对自然界、人以及社会的亲近、认同和依恋，并在亲近、认同和依恋中创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无法超越的。这就启示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作为教育主体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更应进行有情怀、有温度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并使那些体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数据更显“情感”也更具“温度”，而不是冷冰冰的数据符号，或者数字标签，抑或类似智能数据中的“贫困生”“后进生”等数据标签符号。再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以心育人、以行导人。那种“只见技术不见人”“只认数据不认情”的教育不仅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追求，而且也与教育的存在本质相背离。
4.建构教育引导“向度”与智能赋能“力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使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有学者指出:“技术进化也是一个不断被选择、被发展、被强化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掌握进化方向的还是人。”[8]同理，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在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伦理风险问题的治理虽然有赖于技术本身的矫正，但是由于技术本身的潜在性、发展性以及复杂性，单纯依靠技术矫正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实践中的问题还需外部治理才能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赋能力量，首先，人工智能部门要发挥好把关作用，教育并引导数据挖掘、算力算法、智能识别等相关从业人员恪守技术伦理底线，切实保证用户身份信息不外露，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守好技术的门户，看好自己的信息家园。其次，教育者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怀抱对教育的善意和对受教育者的关爱情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树立自我信息保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背景、任务、职责，如何在差异悬殊、角色多样的部门和人员中实现协同配合，发挥教育的引导功能就非常关键，这就要求在实现智能教育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智能素养和法律素养，不断增强从业人员的智能意识和智能技术，逐步消除智能鸿沟和群体信息区隔障碍，进而充分彰显从业人员在智能教育中的智慧和价值。最后，建立和完善智能教育的规章制度，使从业人员敬畏规则、敬畏教育、敬畏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无论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育人员还是受教育人员，规章制度都是个体行为的底线，也是行为不越规、不失范的防线。只有各自心存敬畏之心、敬畏规则、敬畏教育、敬畏技术，才能使技术在教育中产生更大的能量，同时也使教育在推动技术的发展中展示应有功效，从而使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力度更大，赋能力度更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向度更为鲜明和透彻，这是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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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仁才.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5):54-58.
[8]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新闻写作，2018(1):63-66.
作者：刘建华，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网络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刘帅，包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理论导刊. 2022(05)）
